教会历史综合
【研究历史的基本功】研究历史的基本功是搜集并处理史料——去伪存真，在众多史料中较为独特的是民间传说。一类传说虽属无稽之谈，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类传说则很可能属于尚待证实的史料，一旦得到证实，便成为有力的实证。虽暂时无法作为研究依据，但也不可轻易否定抛弃。——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多马传入说（东汉明帝年间，与佛教大约同时间）】不少教父认为与保罗向西旅行宣教同时，多马也开始向东方传教。
他先到印度的马德拉斯附近传福音，随后沿西海岸到达马里伯，取得丰硕成果。再后来他离开马里伯开始向中国旅行布道。约公元68年，多马返回印度，遭迫害殉道。照此传说，多马到中国传教应是东汉明帝年间（58—75）。历史学家多认为在2世纪末，基督教才被传到印度西南的马里伯。当时有罗马商业船队从红海出发经阿拉伯、锡兰等地到达马里伯，船上的基督徒商人将福音带到该地。
又有传说，称多马是于公元50年或51、2年到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在当地建有7座教堂，并任命牧师，使其国王与人民全都归依基督。又出发去中国，在北京传道，后于72年被杀。——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巴多罗买传入说（东汉明帝年间，与佛教大约同时间）】印度有传说称当保罗在西亚传教时，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开始向东方传教。前者在印度，巴多罗买则进而到了中国。
主后180年，应印度使臣的请求，亚历山大主教派亚历山大学校的校长潘特纳到印度宣教，他在印度西南部属于卡诺拉州一带，发现基督教已经在当地生根，并且拥有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可见十字架的信息必然早已深入印度，据称20世纪60年代在该地仍存在着如同古城般的基督徒小区。——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基督徒避难传入说（东汉明帝年间，与佛教大约同时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罗大规模逼迫基督徒，公元70年耶城被摧毁，部分基督徒向东方避难，当时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之际。若避难基督徒确将福音传入中国，时间应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叙利亚传教士传入说（东汉中后期）】 东汉时间，曾有两名叙利亚传教士来到中国，名义上是来学习养蚕和治丝技术，但其真正目的可能是来华传教。
徐州汉画像石馆的石室墓里，有旧约故事及看似耶稣降生、五饼二鱼的画像。——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三国孙吴时代传入说】一般认为，最早提及中国基督教的是罗马人阿尔诺比乌斯的《驳斥异教徒》一书，该书写于公元300年左右，书中称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已有传播。这与中国的一项出土发现相互印证：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江西卢陵一带出土了一个铁制大十字架，上刻三国孙吴赤乌年号（238—250），并铸对联一幅：“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有人认为“万民怀大泽”即指耶稣蒙难救世之举。——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这一派反对“马利亚是神的母亲”一词。他主张耶稣是神人二性分开的（注：正统的信仰认为基督在世时是神人二性合一的。这一派在431年以弗所会议中被斥逐，由叙利亚传至波斯，公元636年唐太宗时传入中国，成为景教。——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景教的字义】景教指正大光明的宗教。碑文：真道之常，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景教入华之背景】
1、 经济方面
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使外交使臣、负贩商贾或传道人员能够自西向东来到中国。至隋唐，中西交通以丝绸之路为主，盛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分别随之东传进入中国。沿东西往来的贸易通路上，多有景教徒聚集的地方，且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一张交通网，与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而这以经济政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交通网，也正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三种宗教的宗教网。
2、 政治方面
李唐氏族是否其他民族虽然尚无定论，但唐代对于外族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及其对西域文明之兼容并蓄的态度，则确是历史事实。由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绝不排外，所以他的声威远及外邦，当时侨居长安、洛阳的西域人人数最多。这使得来华传教者，得以久留中国。唐代的宗教政策也寓于民族政策之中，处理宗教事务的鸿胪寺，实际上无异于外交衙门。唐代因自称与老子是本家，故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同时也继承隋代规模，利用外来的佛教来加强统治；而随各国人来华的各种宗教，都为王朝欢迎。
——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唐朝景教的传入】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来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景教的发展与衰弱】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唐肃宗时中国陷入安史之乱，当时一代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他“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军功卓著，被朝廷封赏。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王朝的政策。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二百余年间，虽可谓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非一帆风顺。其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阳逼迫景教；其二为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长安士大夫诋毁景教；第三次更为严重，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士大夫对景教发动猛烈攻击，幸得皇帝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然而好景并不太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中国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宣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击，此后便一蹶不振，传教士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只落得“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杨云翼句）的结局。此后，景教继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举族归依景教。——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唐朝景教的传教策略】释经：以撰碑的波斯人景净为主，景教译出三十部经卷，主要是教义和新旧约单卷，其圣经诗歌译名与道教佛教颇类似。例，天尊-神，元风-圣灵，应身-降世为人的基督，普尊-普天信仰的基督，普度-得救，传化经-使徒行传。
医病：传教士中有不少人精通医术。有古书说他们已能做眼科及脑科的手术，他们以此来得到传教的机会。——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景教在华宣教策略及其得失】
1、 上层路线
景教初入中华，便与统治阶层发生了密切关系，体会到了获得皇室好感与支持的重要性，将上层路线作为传教的方针，尽心为皇室效力，竭力讨皇帝的欢心，进贡各种奇巧珍玩。这样的依附策略虽有其必要性，但超越一定限度就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一旦失宠于某个皇帝，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其次，该教的圣职人员几乎完全是外来传教士，信徒也以来自西域及中亚的人为主体，如何让中国人理解并接受福音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译经文词句难懂，仅适合士大夫阶层阅读。
2、 信仰本色化之先河
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力顺应，进行本色化的努力。——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景教失败的原因】
1、政教混合乃不当之策:单靠取悦皇室、官吏，没有人民普遍的接受支持，教会兴衰，全系于皇室，可谓不智。
2、由于景教太重本色化，失去基督教的独特性，圣经真理绝对不能更改，也不能因本色化而降低标准。
3、宣教士为讨好当地人，帮助佛经，造成宗教的混乱。
4、信徒多因救济而来，禁令一下，逼迫一到，便孝踪灭迹，鸟兽四散。
——林安国《21世纪信徒装备100课，福音与中华》
【景教在华宣教策略中几个引以为戒的地方】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帝灭佛一事受到牵连而消灭，个中原有一直是一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觉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生存的。这也许反应了在东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跟着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基督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的景教文献中，皆很少出现汉人的名字，似乎反应中国本地的信徒很少，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儿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相似。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遭到池鱼之殃了。——李振群《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教会历史篇》
【元朝也里可温教未能根植中华的原因】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的统治瓦解后，也里可温教也随即消失。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消失并未受到逼迫，而是在自然而然的走下历史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历史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生存。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存在。当朝廷消失后教会也就消失了。更关键的是，汉人对蒙古人、色目人并无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与唐朝一样，元朝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并不多。——李振群《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教会历史篇》
【元朝也里可温教末落的原因】宣教路线：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包括景教和罗马天主教），遵行的仍然是上层路线，更严重的是它并未在中国本土社会扎根，而仅仅是植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之中。而汉人属下等人，政治上备受歧视，排外情绪极为强烈，而拉丁系的罗马天主教以及中亚系的景教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故汉人与也里可温教无缘当属自然，其终元之时的4万余信徒，想必不会有什么汉人在内。因此，随着蒙古人、色目人被逐出中原，也里可温教便再也无立足之地。
内部分争：纵观整个元代，迫害景教、罗马天主教的事件极为少见，倒是这两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从未间断。如大都的景教徒非常仇视天主教，当大主教孟高维诺修建教堂时，景教徒便趁夜色潜入，拆毁建设中的教堂。孟高维诺本人也被诬入狱，历经艰辛，方得昭雪。此外，景教徒还千方百计阻碍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孟高维诺在信中曾抱怨，若无景教徒的阻挠，在12年间本来可以为3万人施洗，而非6000人。在天主教一方，孟高维诺坚持景教徒必须改奉天主教，“明告彼等若不服从，则彼等之灵魂将不能拯救矣。”因此，双方势同水火。——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耶稣会及沙勿略】
当时在欧洲，宗教改革（1517）激发了罗马天主教的改革，并大力开展普世宣教运动。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是促成天主教对外宣教工作的重要人物。天主教徒热诚地前往新发现的区域，既可开辟新的教区，为教会得人，同时也可以弥补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损失。在巴黎大学，罗耀拉认识了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们共同于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由于罗耀拉的鼓动，方济各•沙勿略成为新时代天主教第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于1542年抵达印度，工作到1549年，然后前往日本，带领许多人信主。他在日本发现一种源于中国的文明——儒释传统，并大量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方济各•沙勿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化发源地的重大意义，于是便向耶稣会会长写了一封信：“在位于日本对面的中国，拥有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深奥的博学家。仅就我得以了解的情况而言，教育和学习在那里很受尊崇，在学术中最突出者占据首位并拥有权威，这与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日本于其科学文化方面依赖中国。因此，新来的传道人还应该有一种智慧并掌握一种很突出的科学，以便能够机智而又正确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他们尤其首先需要精通哲学，特别是精通辩证法，以便能够说服和击败那些思想家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会对天文学一窍不通。”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教育很快成为耶稣会的工作重点。耶稣会成立10年之内就有了12所学院，到了1626年增至400所；1749年增到800所，包括神学院。他们的学校以高标准与高成就闻名于世，准许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进入，通常不收学费。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天主教欧洲占人口比例很高的有教养的人，都是耶稣会学校造就出来的。他们精心策划课程，学生按步就班进修。哲学课程一般修习亚里士多德，神学则取自阿奎那。
沙勿略决意将福音传到中国，但葡萄牙商人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与中国本已十分困难的贸易，只同意把他带到上川岛。他与忠实的中国仆从安东尼停留在孤岛之上，徒劳地等待可以把他们带到广州的商船。最终方济各•沙勿略被持续的高烧耗尽了体力，于1552年12月3日寒冷的早晨面对他向往的中国大陆死去，年仅46岁。——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中国人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警惕的起因】中国人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警惕，起因于这两个国家在东南亚和菲律宾的所作所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夺去华侨的香料贸易专权，甚至抢劫中国商船，占领贸易港口，抬高税收，限制华侨活动；西班牙人在吕宋剥夺中国漳、泉侨商的经济地位，并驱逐华侨，甚至不惜进行两次大屠杀（1603、1639），死者达4万7千人。——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罗明坚及其事工】罗明坚于1579年奉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一同来到澳门，师从一位中国画师刻苦学习汉语。不久，他去广州申请在华居留，官府因他会讲汉语，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罗明坚就成为明代第一位获准在中国居留的宣教士。1582年，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罗明坚、巴范济二人来到当时广东的首府肇庆，住在东关天宁寺中。在天宁寺，罗明坚二人接待来访的文武官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宣教士属于一种特殊的佛教僧侣，因此他们才被允许下榻寺庙。他们也顺应这种误解，剃发并穿僧服。该总督不久被罢免，罗明坚等被迫返回澳门，巴范济被派往日本。
1583年，知府王泮寄信请他们回肇庆。这次，罗明坚带上了利玛窦。并准他们在那里建一处住院和一间礼拜堂。他们非常注意礼节，向知府解释说自己受到中国名望的吸引，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华帝国。并以叩头礼感谢知府的盛情。新建的教堂名为仙花寺，客厅中还悬挂着王泮题写的“西来净土”匾额。两位宣教士对此甚感满意，前者被认为是对“花仙”马利亚的赞扬；后者则是对基督教祖国的赞誉。一位年轻的慕道友建议将上帝的名字译作“天主”两个字，书写在一块牌子上。宣教工作慢慢起步了，他们非常注意不授予人任何驱逐他们的口实。罗明坚在信中写道：“在开始阶段，必须非常文质彬彬地与这一民族交往，不能以不谨慎的狂热行事。”他在另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了“文雅和巧妙”行事的必要，他担心其他宣教士进入中国，会因其粗野的急躁情绪危及整个宣教事业。他们的宣教策略是：不要冲撞冒犯，循序渐进地行动并在必要时采取迂回的方式，等待时机感化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因为罗明坚早就认识到：“归化中华帝国的最大困难不在于那里存在着思想意识方面的反抗，因为他们对于理解有关上帝的事不会有任何困难，他们懂得我们的教法是神圣的和纯正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根据级别而遵守互相听命和严格依附的关系，甚至直到皇帝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全部事项都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和渴望把神父们召到其身旁。”
1588年，罗明坚回教廷述职，后因病去世。他是耶稣会得以在中国立稳脚跟的第一位奠基者。他能说流利的汉语，书写通畅的汉文，举止彬彬有礼，博得了中国官吏的好感。当时的一位宣教士对他作了如下评述：“这是我所喜爱的一人，因为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主张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将降生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因为是经他的手，在中国造成第一座圣母无染原罪的小堂，里面供奉着从西洋带来的围绕着奇花的圣母像；最后也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利玛窦】利玛窦1571年入耶稣会，第二年入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修辞学、哲学，并习天文仪器、星盘、钟表等知识。至澳门后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历史、政治、文化。他由罗明坚带入中国。罗明坚死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更为艰巨的任务是由他的后继者利玛窦完成的。——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利玛窦在华的初步工作】利玛窦在肇庆一方面努力了解中国，一方面向当地士人介绍西方科技，并力图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化，改为和尚装束，自称“西僧”。后来，一位中国儒生告诉利玛窦，在中国社会中儒生才是最受人尊敬的，建议他易僧装，穿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以提高社会地位。利玛窦欣然接受，这成为他在中国活动的转折点。他明白自己必须以伦理学家、哲学家和学识渊博者的面目出现。为此，他精研中国的儒家典籍，开办书院讲学，并于1603年出版他最为重要的著作《天主实义》。——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利玛窦出版《天主实义》的目的】目的在于“易佛补儒”，向佛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对道教也一并拒斥。对于儒家的尊重实质上仅是一种策略，利玛窦自己也承认：“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以对他们（儒生们）的赞扬开始，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佛教徒和道教徒），而又不直接驳斥他们，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的教义相违悖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要同时反对三教，那末我们要作的事就太多了。”利用儒家的前提，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照亮过的。——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天主实义》的作用】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试图表明古代中国人已信奉造物主——天主。早期儒家的“上帝”信念是正确的。他也肯定中文中的“天”不是没有位格的或物质性的。“上帝”和“天”这两个术语都正确表达了基督教的天主这一概念。他从中国典籍中引证了出现过“上帝”二字的11段文字，认为由此找到了逐渐把中国人引向基督教的一种手段：“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此后不久，耶稣会宣教士们发现中国的犹太人也用“天”和“上帝”作为耶和华或雅威的译名。）相反地，他强烈反对将“天主”等同于新儒家的“太极”。利玛窦是第一个参照中国经典中有关“天”和“上帝”名称的人，他力图“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吸引到我们一方来，即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遗留下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利玛窦认为，重新发现孔子的原初教导，将给予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以一个可接受的位置。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巨，1679年白晋神父更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最容易促进中国人思想和心灵皈依我们圣教的办法，是向他们指出圣教与他们那古老原则及合理的哲学相吻合。”——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利玛窦主张中的“超儒”】利玛窦也看到儒家主张崇高的道德教导，但并没有宣扬来生，也缺乏教义系统结构。这对基督教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机缘，因为基督教有能力填补这一空缺，补充早期儒家的学说。利玛窦反对后期儒家的注疏，对早期儒家重新解释和认识，从中国文人的观点看是一种合理的工作。事实上，儒家自身也包含了这一传统，即反对后来的注疏并试图回归经典的真义。
16世纪初的大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9）一派因其亲佛倾向也受到了攻击，这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重要意义，号召放弃空谈心性的学问，更多地关心“实学”，关注伦理。甚至有些人更极端地指出11—12世纪的理学不是古代真正的儒教，已经受到佛教思想的玷污，背离了古代经典的实质精神。这种观点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耶稣会宣教士拿来充分发挥，将所谓真正儒教与被认为是对古代传统之背叛的近代观点对立起来，甚至有人把古代的“真儒”与近代的“俗儒”作了区别。
利玛窦以其长长的胡须、儒士的服装、文雅的谈吐、谦虚的态度、对中国习俗的尊重、以及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博闻强记，引起了大多数与他交往的士人的赞赏，很多人热衷于拜访他，西学知识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几乎所有于17世纪初叶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士大夫，都是首先被宣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吸引过来的。从其学而入其教的著名官员、学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三人并称中国天主教开创的三大柱石。——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综述利玛窦的宣教策略】综述利玛窦的宣教策略，可以概括为：与文人阶层相结合，以欧洲科学影响他们，并由此在他们中间获得来中国传播真正上帝教义的人必不可缺的权威；学习他们的知识传统，以便能根据这些知识与基督教真理符合与否，而决定利用或反对之。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上帝”与天主之间的模拟关系上。
随着局面的逐渐展开，利玛窦决定北上，几经挫折，终于在1598年经南京来到北京。当时因朝鲜战事紧张，利玛窦在京不便久留，只得离京南下。1601年利玛窦再次进京，呈上奏疏和礼物，万历皇帝十分高兴，准许利玛窦定居北京。1603年，范礼安主持召开的澳门会议肯定了中国的传教事务与利玛窦在北京的活动，并批准了利玛窦的观点：中国典籍最终可以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提供某些有益的因素。并决定向中国增派神父，增加经费。1605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建立教堂，即著名的北京南堂。1610年，利玛窦因病去世，享年57岁，皇帝赐墓地，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其墓碑现今仍存。
不仅在中国，利玛窦还闻名于日本、朝鲜，死后不久其著作两次在越南重刻。明清之际，教外之人或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其他宣教士或被称为“利氏之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被上海钟表业尊为行业神，塑有偶像，每月朔望接受膜拜。——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对基督教三度来华的评价】基督教的第三度莅临中国。却仍可谓已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任然是关键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前面的景教、也里可温教极为相似。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极为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从中国完全消失。天主教中国信徒人数，与之前景教和也里可温教相比大幅度的增加。这种根植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种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时期，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仍得以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就努力将信仰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课题。——李振群《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教会历史篇》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在华传教事工的评析】
1、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中，“道成肉身”和“精通国学”均成为后来天主教和更正教传教士的榜样。
2、耶稣会迎合当地风俗习惯的做法，虽可减少抗拒，却又落入混合主义的危机中。例如：信徒可以祭祖祀孔，虽然减少了许多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抗拒感，但在中国人善于相容并包的文化中，却使人觉得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文化都是一样，没有独特性，都是万法归宗，“条条大路通罗马”。康熙曾写过歌颂基督十架的诗，看似天主教徒，但是，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仍以佛教为主。
3、合儒，补儒，超儒的布道方式，圣经中却又类似的榜样。如：施洗约翰引用旧约献祭的羔羊，介绍主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徒17：28保罗引用希腊诗人的作品“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向雅典人介绍真神。但是，合儒较易，补儒和超儒则需有超强的能力、信息和传播方式，使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由内而外，有个人而群体地浮现出来。否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只能做到行为、礼仪、人生观等外在层次的相盒，未能深入人心。
4、宣教者必须在生活、礼仪、教义性名词上思考“承先启后”，不要迎合习俗以混淆圣经的原意。
5、圣经启示的意义，绝对要持守，但形式可以更新变化。例如：西方中世纪所建哥德式教堂的尖型屋顶所代表的意义，是一个双手合拢祷告的手。但若今日非洲盖教堂，意义可以相同，形式肯定会不同；因为哥德式教堂的结构，不适合炎热的非洲天气和环境。
——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鸦片战争前的历史背景】
1、清朝由盛入衰：政府军队腐化，国库空虚。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到了嘉庆年间，清朝的国势已是外强中干。
2、朝廷持守儒家的传统，排外禁教。士大夫仍以天朝正统自居，认为中国已有博大精深的体系，不愿与夷狄外邦交往。
3、西方因工业革命，急欲对外扩张市场和原料来源。
4、欧美因宗教复兴，带来宣教热潮。17至18世纪德国有敬虔主义及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工作。18世纪英国韦斯利复兴运动。19世纪荷兰诗人凯伯儿、瑞士的改革宗教会及美国由怀特非、爱德华兹、芬尼、慕迪等领导的大复兴，均产生教会及学生宣教运动。例如1888年起，美国的“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在五十年内就派遣了约二万名宣教士，其中三分之一到了中国。
——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马礼逊简介】马礼逊1782-1834）英国人，自幼就有心来华宣教。他来华前曾向一位广东人学习中文，并抄写部分中文新约。后来加入英国伦敦传道会，由英国先到美国，再乘船，于1807年9月7日（嘉庆十二年）来华，是更正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
他初到广州时，秘密住在一座美商货栈里，学习中文，1809年结婚，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聘为中文翻译，可以正式来往与广州澳门间。他此后二十几年间，在文字、教育上卓有成就，于1834年病逝。
1807年，马礼逊由英国纽约换船来华时，有人讥笑他妄想带领中国人归主，这是绝不可能的，他回答一句名言：“我不能，但神能。”——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米怜简介（1785-1822）】苏格兰人，牧羊童出身，1813年来华，亦属伦敦传道会，是马礼逊最重要的助手。他因不能在广州、澳门居住，只好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工作，参与文字出版及1818年英华书院的创办。这位教育程度不高的传教士，十年内翻译了部分旧约圣经，出版杂志，并能用中文写作。1822年在马六甲因肺病去世，年仅37岁。后来他的儿子（被称为小米怜）和马礼逊的儿子、女婿，均来华宣教。——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梁发简介（1789-1855）】广东人，1813年起为马礼逊工作。1816年11月3日米怜在马六甲为他施洗，其妻黎氏1820年受洗，是中国第一位女信徒。1823年12月梁发被马礼逊在广州按立为中国第一位传道人。他不仅协助米怜翻译圣经，出版书刊，一生中也著述多篇圣经注解和单张，最重要的是1832年所著的《劝世良言》，包含九种小书，说明基督教教义。此书在考试时分发给赴考生，对洪秀全有极大的影响。——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车金光（1800-1861）】广东人，原是广州东面博罗的夫子庙的庙人，1856年理雅各在香港为其施洗。1861年10月16日车金光被斩首，是中国第一位殉道者。——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文字印刷事工】出版：《中文法程》，华英字典，及基要真理小册子。例如《神道论》《两友相论》。
翻译圣经：1810年译成《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1813年译成新约全书，次年于广州出版；1819年马礼逊和米怜合译成旧约，在马六甲出版；1823年新旧约全书合并出版。此译本成为最通用的文言文圣经及后来其他圣经译本的典范。
办杂志：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38年英国人麦都思、理雅各等在广州出版中文报刊《各国消息》。
设印刷厂：1818年马六甲开设印刷厂，后迁去香港；1830年戴德生的岳父戴尔创制了活字版的铅字；1843年麦都思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印刷所“墨海书馆”。
出版社：1844年澳门有中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社“英华书馆’。——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创办新式学堂】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教育青年、儿童，是中国第一所洋学堂。鸦片战争后迁至香港，曾造就不少中国基督徒人才，如：何福堂等。
中国本土第一所西式学堂是1839年澳门的“马礼逊学堂”，由美国人布朗设立，1842年迁至香港。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塞女士在宁波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1828年梁发和古天青在广东高明设立第一所基督教私塾。——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景教备受皇室礼遇】大秦景教碑告诉我们：贞观九年（635），“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长安，被唐庭“宾迎入室”，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批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院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宁坊造大秦寺一所，置教士21人。
高宗李治，对景教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唐玄宗所说迷恋杨贵妃到春宵苦短、竟不早朝的地步，但尚且有心思关照景教，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临景寺，建立坛场，并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在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只做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武和另外的四郡，从建被战乱毁坏的景寺。
代宗李豫表现的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不但赐下几柱“天香”以示庆贺，还设宴款待教士们。
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祖对景教颇为尊敬。——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门外孤岛上的母亲——沙勿略】沙勿略决意将福音传到中国，但葡萄牙商人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与中国本已十分困难的贸易，只同意把他带到上川岛。他与忠实的中国仆从安东尼停留在孤岛之上，徒劳地等待可以把他们带到广州的商船。最终方济各•沙勿略被持续的高烧耗尽了体力，于1552年12月3日寒冷的早晨面对他向往的中国大陆死去，年仅46岁。——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门外的叹息】自1557年开始，基督徒们逐渐在澳门定居，约有400人，后发展到上千人，绝大部分是葡萄牙商人及其家属，为此设立了澳门教区。很多次潜入中国内陆的行动，都因中国壁垒森严的海禁政策而纷纷失败，对华宣教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僵局。难怪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曾面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盘石呀盘石！什么时候纔能裂开呢！”——佚名《教会历史》摘自信仰之门
【“历狱”教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险恶风暴袭来，汤若望和他的同仁们身罹一场莫大的灾祸，这就是著名的“历狱”，是继明末南京教案之后的又一重大案事。
这次出面发难的是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也在钦天监任职。他对外国人任中国皇家的钦天监监正，致华夏之邦“依西洋新法”，既不顺眼又气难平，便对汤若望指控问罪，但顺治帝在世时未能奏效。等到顺治帝晏驾，杨光先的机会来了。继位者康熙皇帝玄烨，登基时年方八岁，由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当权。鳌拜是一个保守而又阴鸷的人物，掀起一股“率祖制、复旧章”的狂潮。杨光先乘机发难，此番水到渠成，汤若望马上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的罪名被逮捕。时在康熙三年（1664年）秋。
这时汤若望已73岁高龄，适患痿痹之症，口舌结塞，过堂审讯，由作为“同案犯”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在旁代为申说。所谓潜谋造反之事，毫无实据，便以邪说惑众的罪名定监绞候，也就是绞刑缓期执行。但杨光先意犹未足，又指控说，数年前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夭折，汤若望主持的钦天监所选殡葬时间大为不吉，以致殃及顺治帝之死。这样“罪同弑逆”，因议加重处肢解之刑。
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一日，集合朝臣200余人公同定案。不意案方议定，突然发生地震，朝臣纷纷惊惶散出，相顾失色。及至震止方入堂坐定，地复大震，屋宇摇荡，墙壁倾颓。朝臣们惧为上天示警，遂议减轻“案犯”刑罚，将汤若望改判斩监候，南怀仁等三名教士释放。
然而，大地仍是屡震不已，一连三日，人皆露宿。并且，京都上空又出现彗星，人们更加惴惴不安。鳌拜等人亦畏天意，不敢擅断，只好向太皇太后请示。这位曾认汤若望为义父的孝庄文皇后，览奏怒从心起，掷折于地，斥责众臣不该将汤若望置于死地，命迅即开释。这样天助人悯，汤若望总算没有五体分家、身首异处，但羞愤惊惧交加，病老之躯何堪承受，第二年便蒙主宠召了。
此案不仅累及驻京教士，在华福音事业的全局也不免遭到严重摧残。与京中历狱同时，各省督抚也奉旨拘拿教士，查禁堂宇，禁止天主教传习。顿时，福音事业的春景消逝，萧瑟随生。——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至死忠心的宣教战士——马礼逊】马氏受聘东印度公司的同一天，与马丽顿小姐结婚。但因清廷的规定，妻子必须留在澳门，而公司却要他至少半年居留在广州。夫妻长久两地相隔，是早起宣教士需付代价。马夫人体弱，长子出生即告夭折，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终于于1815年离澳返英。此去一别六年，直到1821年才返澳门团聚。可是返澳不久，马夫人就因病死亡，葬于澳门，留下一双儿女。马氏经此打击心灵创伤极大。次年同工米怜又死于马六甲，使他更是忧伤。但是重重打击，使马氏在悲痛中操练得更加坚强忍耐，一生没有退缩，至死忠心。——林安国《21世纪信徒装备100课，福音与中华》
【中国教会历史大纲】
一、有待证实的福音传入中国之传说
1.传入说
2.巴多罗买传入说
3.基督徒逃难说
4.叙利亚教士传入说
5.三国东吴时代传入说
上述扑朔迷离的零星记载尚无法称为信史，不能被普遍接受。目前公认中国基督教史的开端，因着明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而被定为唐代。
二、景教入华
1.景教的源流(635—845)
(1)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
(2)景教的字义（指正大光明的宗教）
2.景教在唐朝传播的情况
(1)唐朝的政治和宗教环境
(2)唐朝景教的传入
(3)唐朝景教的发展与衰落
(4)唐朝景教的传教策略
3.景教在华的评价
(1)混合主义
(2)寓教于政
三、元朝的也里可温教（1029—1368）
1.也里可温教
(1)也里可温教的字义是蒙古文的音译，意为信奉上帝的人
(2)也里可温教是景教和天主教的总称
2.元朝景教在华的传播
(1)唐朝灭末，迁至边境
(2)蒙古统一，入住中原
3.元朝天主教在华的传播
(1)蒙古的强盛
(2)欧洲政事的混乱
(3)罗马天主教教皇差使来华
4.元朝灭末，也里可温教也消失
5.评论
(1)与佛、道两教互争地位，引起排斥
(2)其领导中心远离中国，又未能培植中国传道人
(3)教会依附政治
四、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583—1724）
1.时代背景
(1)中国的背景 （ 明末政治混乱，对外关闭政策；清初国势强盛，开始重视西方）
(2)世界交通之变化（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商人东来，传教士尝试来华）
(3)天主教成立一个宣教差会—耶稣会
2.重要的人物及传布概况
(1)沙勿略（1506—1552）
(2)范礼安（1538—1606）
(3)罗明坚（1543—1607）
(4)利玛窦（1552—1610）
3.教案
(1)南京教案
(2)钦天监教案
4.传教策略
(1)介绍西洋科学
(2)著书立说
(3)任职朝廷
(4)精研中国文化，力求基督教与中国融合
a.合儒：先找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合之处，作为切入点，以免被视为洋教
b.补儒：以基督教的优点，补足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
c.超儒：介绍基督教的超越性
(5)迎合中国习俗
5.礼仪之争──耶稣会迎合中国习俗的做法，引起其他差会如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反对，后上诉于教皇
6.评析
五、更正教来华—预备时期（1807-1860）
1.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工作（1807-1842）
(1)鸦片战争前的背景
a.清朝由胜入衰
b.国人持守儒家传统，排外禁教
c.西方因工业革命，急欲对外扩张市场和材料来源
d.欧洲因宗教复兴，带来宣教热潮
(2)拓荒先锋
a.马礼逊
b.米怜
c.蔡高
d.梁发
e.车金光
(3)工作方式-广传福音的预备
a.文字印刷
b.创办新式学堂
c.医疗传道
2.鸦片战争后之传教概况（1843-1860）
(1)五口通商，允许传教
(2)各差会来华，建立传教基地
(3)教堂、学校、医院纷纷设立，中国信徒纷纷增多
3.评析
(1)此时的预备工作很具策略性
(2)此时的宣教士很注意中国人才的培养及传承
(3)来华宣教的拓荒先锋素质极佳，有吃苦心志，具远目光，富属灵热枕
六、从北京条约到庚子教案——建设的时期（1860-1900）
1.时代背景
(1)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嚣张，在世界各地争雄，延及非洲、亚洲，中国被迫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国人仇外日盛，至义和团事件达到顶点
(2)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美国属灵复兴运动掀起了宣教热潮。乔治怀特非、约翰韦斯利、爱德华兹、慕迪带领的属灵复兴运动使许多信徒的心灵被激动，愿意跨越文化、语言、种族的界限，将福音传给万国万民
(3)当时中国国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国外两次受英法联军之败，光绪帝之后，维新自强运动兴起，模仿法国，引入西方知识只需日趋强烈
(4)1858年四国天津条约中，开发了内地传教权利。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规定传教士有权购买土地，建教堂。自此传教工作开始受条约保护，但也引发了许多教案和对洋教的敌视，到庚子义和团事变时，爆发了最激励的反教运动
2.传教概况
(1)差会与传教士剧增
(2)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来华传教士
a.娄理华
b.宾威廉
c.戴德生
d.李提摩太
e.林乐知
f.顾约拿单
g.剑桥七杰
(3)传教策略
a.此时的传教方式，充分利用了传教自由的便利，以街头布道、医疗、赈灾、办学校、设教会及文字工作为主
b.开宣教会议
(4)评析：分析此时期的宣教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是：戴德生与李提摩太的两种宣教路线
七、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自立时期（1901-1930）
1.庚子教案及其影响
(1)义和团源自民间秘密组织，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获皇宫大臣及慈禧太后的支持。1900年爆发严重的教案，焚教堂，杀教士教民，并围攻使馆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赔巨款、丧国权，加速清廷的灭亡
(2)此次教案中被杀天主教主教五人，神甫31人，修女9人，教友18000人，更正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以直隶及山西最为激励
(3)此次教案对教会之影响甚大：
a.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经此迫害，中国教会去污存青，信徒之信靠、同心、坚忍更加强
b.教士不再随便藉条约之保护帮助教友诉讼争产，或参与政治活动，反能支持正义，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动予以指责，并有教士建议将庚子赔款用于建立清华大学，栽培留学生及兴建铁路，使国人仇外仇教之心理减低不少，无形中除去不少传教士的拦阻
c.中国基督徒和传教士们痛定思痛，悟知惟有国人自立、自主、自养、自传纔能免除“基督教为洋教”的观感，促进中国教会的发展
d.庚子教案后教会人士更积极参与教育、救济、孤儿院、医院等社会公益事业，使国人对信徒之看法亦有所不同
2.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
(1)基督徒参与国民革命
a.孙中山1866生于广东，1879年（十四岁）入夏威夷圣公会学校，1883年冬在香港纪慎会堂与陆皓东同时受洗
b.革命士中基督徒胜多，如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等
(2)非基督徒运动
a.五四运动的氛围
b.民主主义的情绪
c.波浪洪涛的非基运动
(a)第一波（1922-1923）
(b)第二波（1924）
©第三波（1925-1927）
d.由于非基同盟的刺激，教会发起了“本色教会”及自立运动
(3)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人看宗教──归纳五四运动的言论，可看出新文化运动对宗教的四种看法：
a.否定论
b.取代论
c.选取论
d.二元论
(4)评析
3.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开展时期
(1)布道及文字、教育工作
a.国内布道工作──二十世纪初至抗战期间，是中国教会的“布道团”很活跃时期。其中有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布道团：
(a)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1910，山东淮县）
(b)地方性的布道团
(c)中国国内布道团
(d)伯特利布道团
b.文字工作
(a)中文圣经版本、天主教译本、更正教译本、马礼逊译本、麦都思郭石蜡译本、代表译本、和合译本、新旧库译本、吕振中译本
(b)书报刊物：《文社月刊》、《金陵神学志》
(c)教育：更正教13所大学、天主教3所大学
(d)社会事工：医院、妇女工作、青年会、孤儿院、红十字会
(2)自立教会的设立
a.中国较早的自立教会：“闽南大会”、“福音堂”、“中国自立会”
b.真耶稣教会
c.教会聚会所
d.中华基督教会
e.耶稣家庭
f.基督徒会堂
(3)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道人
a.石美玉(1873-1954)
b.丁立美(1875-1938)
c.刘廷芳（1892-1947）
d.王载（1898-1975）
e.宋尚杰（1901-1944）
f.倪柝声（1903-1972）
g.王明道（1900-1991）
(4)教派合一运动
(5)校园事工
——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